从制度层面看，军衔降级主要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及相关纪律规定。根据条例，降级情形可分为两类：一是因职务调整导致的降级，例如军官因不胜任现职被调任下级职务时，若原军衔高于新职务对应的顶尖军衔，则需调整至新职级允许的顶尖军衔。二是因违纪或违法受到的处分，例如违反军纪情节严重但未构成犯罪者，也许被降衔；若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剥夺政治权利，则直接剥夺军衔。降级通常仅降一衔，且少尉作为最低军官衔级不再适用降级。这一制度设计既维护了军衔体系的权威性，又为军人保留了改正错误的空间。

历史案例为军衔降级提供了生动注脚。1955年授衔时，徐立清因担任总干部部副部长，为平衡红四方面军将领比例并树立表率，三次主动申请从正兵团级降为中将，成为让衔美谈的代表。和之形成对比的是彭德怀元帅的侄子彭启超，本应授上尉军衔，但因彭总坚持彭家人需严于律己的守则，被特批降为中尉，展现了高层将领对亲属的严格标准。汤光恢因主动标准从中将降为少将，带动其他将领效仿，最终使中将人数从200余人缩减至177人，体现了个人觉悟对制度执行的影响。这些案例说明，军衔降级不仅是制度约束的结局，更和当事人的政治觉悟密切相关。

军衔降级的深层逻辑在于平衡荣誉和职责的道德标准。制度通过降级机制维护军队的纯洁性，例如被撤销职务或开除军籍者需同步关掉军衔，确保荣誉和贡献相匹配。另革命传统中不计名利的灵魂深刻影响着军人的选择，如刘子奇多次主动言败晋升机会，甚至申请降职进修，最终在1955年授衔时被毛主席破例询问个人愿望，成为以德配位的典范。这种道德和制度的互动，使得军衔降级不仅是一种惩戒手段，更成为彰显军人风骨的特殊窗口。